这一个界定，也就是孟子所作出的创造性的意义的规范与界定。

但正因为这种无知，让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整体性的把握。但无中生有却是根本性的、先验的，只有从我们自己人生的有限感出发，只有在体无中立志，才是真正的创造生命整体性意义的立志。

正是经由无中生有的工夫，阳明学找到了伦理价值在个人情感当中的基础。阳明学所开辟的道路，成为了阳明之后庶民社会礼教再编成的精神基础和思想资源。如果与志无关，那么说明这个志不是真志，不是从无中生有生出来的志。这些曲折的尝试，实际上都不是人生的弯路，而是不断接近回心轴的过程。由于该地区豪强大族与张士诚集团的关系，成为明朝立国的反对势力，故在明朝建国后受到打压。

实际上，阳明在12岁时便确定了要做第一等人、做第一等事，这是经由某种异人的经验从而开启一种生命觉悟的过程，亦是开始发现并确立回心轴的生命阶段。同时，这也是本体的工夫，即本体以为工夫。《人物志》为正始前学风之代表作品，故可贵也。

其告杜恕依才性能用为言，则亦兼名法家言也。裴本以善名理见称，并作《崇有论》以尊名教，与喜玄虚者不同，尚为魏初学术之余响。名学已视为研究名位名分之理。夏侯玄《时事议》云：互相形检，孰能相失。

然其时道家之学亦渐盛，终成正始玄风。此其原因有二：（一）正始以后之学术兼接汉代道家（非道教或道术）之绪（由严遵、扬雄、桓谭、王充、蔡邕以至于王弼），老子之学影响逐渐显著，即《人物志》已采取道家之旨（下详）。

圣人设官分职，位人以材，则能运用名教。汉末政论家首称崔寔、仲长统。（下略）不伐者，伐之也。此则由汉至晋，谈者由具体事实至抽象原理，由切近人事至玄远理则，亦时势所造成也。

吾人读此书，于当世思想之内容，学问之变迁，颇可知其崖略，亦可贵矣。五曰察人物常失于奇尤。一曰品人物则由形所显观心所蕴。若胆多则目为雄，韩信是也。

均谓人才有常奇之分也。《效难篇》曰：名犹（疑由字）口进，而实从事退。

故母不可远，本不可失。此盖与实际政治有关）。

此解亦见于王弼《老子注》，其文曰：夫天地设位，圣人成能。每与之言，言及玄远，而未尝评论时事，臧否人物。故君亦无名，不偏，而能知用众材，百官则有名而材各有偏至。刘邵曰：情性之理甚微而玄，非圣人之察，其孰能究之哉。何晏喜玄理，谓其深而能通天下之志。据此诸言，可征形名、名形之辨，为学术界所甚注意之问题。

故正始以前名士中颇兼老氏学而可称为过渡之人物。其上疏有曰：百官考课，王政之大较。

今本《尹文子》序曰：其学本于黄老，大较刑（形）名家也。真散则百行出，殊类生，若器也。

鲁胜则仍袭汉魏名家之义。至若乱德之人，一至一违，称为依似，则是孔子所斥悾悾无信之人。

君德法道，中和无名，因万物之自然（故二十七章注曰：圣人不立形名以检于物。然阮乃云得书于史部，则实不知本为魏晋形名家言。《四库提要》云：其书本名家者流，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，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。论形名，较之惠施公孙龙之书，趣旨大别。

按汉魏之际，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。礼者国家之名器（刘邵劝魏明帝制礼作乐），法者亦须本于综核名实之精神。

则英雄抑亦仅为虚名矣。以上共九种二十二卷，与《广弘明集》所载梁阮孝绪《七录》名家类著录者相合（惟卷数二十三当有误字）。

名法二家均言循名责实，其关系尤密，此可于刘邵、卢毓二人见之。有名者入青云，无闻者委沟渠。

当时人著述，存者甚尠。汉魏中英雄犹有正人，否则亦具文武兼备有豪气。此说中糅合儒道之言，但于后述之。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，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。

论神情，黄叔度汪汪如千顷之陂，自非巨眼不能识。故识鉴人伦，不可不留意论难之名实相符（徐幹云：俗士闻辩之名，不知辩之实）。

《人物志》曰：夫国体之人，兼有三材，故谈不三日，不足以尽之。徐幹《中论》曰：名者所以名实也。

溯自汉代取士大别为地方察举，公府征辟。杜恕奏有曰：世有乱人无乱法，若使法可任，则唐虞不须稷契之佐，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。